“阿里女員工被侵害”案、“女魔頭”勞榮枝被判死刑案、武漢作為一名中國律師遇害案……一些其他網友圍觀刑事犯罪案件中夾雜的情緒化宣泄也引人思考：今天，我們國家應該學習怎樣才能正確地“圍觀”刑事訴訟案件，應當同時具備怎樣的刑法理論素養？松江刑事律師為您講講有關的情況。

　　近年來，全國人大憲法法律委員會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全利用他的著作《公開刑事課》 ，用刑法知識武裝讀者的頭腦。

　　今天上午，周光權接受了羊城晚報·羊城派專訪，談了公民刑法理論素養教育問題、法學研究專業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問題、尋釁滋事罪在一些個案適用中飽受詬病等近期公眾可以廣泛關注、事關一個國家對于刑事法治文化建設的問題。

　　需要認真審查，以防止濫用尋釁滋事罪刑法公開課是廣州的一本羊城晚報，第一卷在短短兩年內印刷了五次。你為什么想寫這本書？

　　周光權：《刑法公開課》在形式上是教學活動的實景再現，目前出的這兩本書名字都叫公開課。這兩本書中的30多章內容，要么是我在課堂上講過的內容，要么是在各種培訓班上講過的，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公開課。

　　寫作的基本出發點是:實踐思維，永遠是司法思維，注重理論的實用性，解決實際問題。比如我提出要把問題的思考放在首位，重視判斷，從實踐中思考問題。刑法學者的任務是以系統思維為主，兼顧問題思維，結合司法審判趨勢，靈活應對社會治理中的法治需求。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對罪與罰理論進行了精妙的闡釋。

　　我這兩本書就特別需要注重實用性，幾乎每一章一開始學生都有3個以上的案例，有的章節有5個案例。極個別的章節內容沒有進行案例，除此之外的很多章節主要都是通過案例在最前面，在后續的論述過程當中，針對企業案例所提出的共性技術問題，找到自己對應的解決中國方案。

　　羊城晚報: 刑法公開課保持理論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因此，近年來，在一些案件中適用“尋釁滋事罪”，常常受到社會的批評。作為一名刑法學者，你如何看待這些批評？

　　周光全: “尋釁滋事罪”在實踐中確實被濫用和濫用了。學者們也有許多批評。總的來說，這些批評，我認為都是對的，就是在司法實踐中對這種犯罪的構成要件的把握，對立法精神的把握，對情節是否嚴重的把握，特別是對治安管理的邊界和處罰的區分，我認為存在的問題很大，需要認真審查，需要控制這種犯罪的適用范圍，防止這種犯罪作為“口袋犯罪”被濫用。

　　羊城晚報羊城學校:立法上是否有必要完善優化本罪的設置？

　　周光全: 事實上，這一罪名的規定已經比較詳細，在立法上沒有問題，國外類似的罪名也有，比如日本的糾纏罪就是類似的。主要問題在于司法實踐中，有時基層刑罰沖動，有時甚至故意曲解法律精神。

　　羊城晚報·羊城派：您曾提到，寫這本書時“重視實踐中爭議比較大的案例”。“實踐中爭議比較大的案例”出現的原因有哪些？怎樣正確對待爭議比較大的案例？

　　周光權：爭議比較大的案件往往是疑難案件，疑難案件為什么總是會產生，這個重要原因分析比較研究復雜，特別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發展以后，有些案件刑事、民事交織，增加了復雜性。那么，把各種相關法律之間關系梳理清楚自己本身也不太容易，再加上有些案外因素，比如說地方環境保護、司法工作人員故意扭曲法律文化精神生活等等這些原因，最后也是導致案件很復雜，這很正常，疑難案件在任何國家學生都有。

　　解決疑難案件，松江刑事律師覺得我們應當堅持罪刑法定原則，要堅持從立法工作精神需求出發，牢牢地把握每個學生犯罪的構成要件，用構成要件這把標尺去衡量自己一個社會行為的罪與非罪，這樣的人才能得到很好地處理這些案件。不贊成司法工作實務研究工作者大量地去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