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020年8月初的一天凌晨，李某某盜竊他人車內現金900元。10月3日凌晨，李某某盜竊一輛價值1100元的電瓶車。10月28日，公安機關通過天網監控鎖定李某某并將其抓獲歸案。當地規定，盜竊公私財物價值超過1600元的認定為數額較大。李某某單次盜竊數額不足1600元，兩次累計超過1600元。對李某某能否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分歧。
 

　　第一種觀點反對兩次盜竊累計數額入罪。理由如下：首先，對于盜竊罪以數額入罪，必須達到數額較大，以次數入罪必須依據司法解釋規定的“2年內3次以上”，次數入罪考察的是行為人多次行為的社會危險性，而2次的情形被司法解釋排除在外，正是因為其社會危險性系數較小。其次，盜竊罪不屬于刑法明文規定的數額累計計算定罪的情形，累計數額的前提是應符合連續犯的特征，如果行為人在不同時間實施罪名相同的幾個行為，不應當認定為連續犯，因而不能累計。再次，關于其他罪如貪污、受賄或走私犯罪中累計數額，因為有刑法的明文規定，盜竊罪并無類似規定，因而不能在盜竊數額認定中類推適用。
 

　　第二種觀點則贊成兩次盜竊累計數額入罪。理由如下：首先，從法律解釋的角度看，兩次小額盜竊累計數額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因為法律并沒有明文規定“數額較大”僅限于一次盜竊。其次，兩次小額盜竊累計數額較大的社會危害性與一次盜竊數額較大相當，甚至更大，更具有法益保護的必要性。再次，要求“數額較大”必須單次盜竊行為滿足，不符合解釋的邏輯，因為“數額巨大”或“數額特別巨大”也不限于單次盜竊。
 

　　刑法第264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從文義解釋看，盜竊罪的入罪方式大致分為兩類，一是依據數額入罪，即數額型盜竊；二是依據行為入罪，即行為型盜竊。當盜竊數額未達較大標準時，如有多次盜竊、入戶盜竊等行為的，可按行為型盜竊標準入罪。如實施行為型盜竊，盜竊數額又達較大標準時，因二者的法定刑相同，既可按行為型盜竊標準入罪，又可按數額型標準入罪。此種情形下，松江岳陽刑事律師傾向按行為型盜竊標準入罪。當盜竊數額達巨大以上標準時，因法定刑升格，按數額型盜竊標準入罪，不再按行為型盜竊標準入罪。此種理解和判斷，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基本上不存在太大的爭議，司法實踐中的大量判例也是如此。
 

　　兩次盜竊累計數額應注意的問題。

       一是追訴時效的問題，根據行政處罰法第29條規定，違法行為在二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如果兩次盜竊行為，中間間隔二年以上的，第一次盜竊按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已超過處罰時效，不再給予行政處罰，如再來追究刑事責任，顯然并不合適，這也是司法解釋將“多次盜竊”時間限定在“二年”的原因。二是前次盜竊行為已被行政處罰后，再次盜竊的，能否累計盜竊數額，該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松江岳陽刑事律師認為，對已經受過刑事處罰的“次數”不能計算，如僅受到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仍然應當計算，因為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性質不同，重復計算并不違反“一事不再罰”的原則。同時，根據行政處罰法第28條的規定，在對盜竊行為人決定適用的刑罰時，如已給予行政處罰的，應將行政拘留時間折抵刑罰的刑期，將罰款數額折抵相應數額的罰金。

 

　　數額型盜竊與行為型盜竊存在交叉可相互轉換。

       當盜竊數額巨大或特別巨大時，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若干次盜竊金額累計的結果，其中既有達到盜竊罪數額標準的，也有沒有達到盜竊罪數額標準的。多次盜竊的情況下可以累計，而兩次盜竊則不能累計，邏輯上解釋不通。所以，對刑法條文的規定“盜竊公私財物”，不能僅僅理解為“一次盜竊公私財物”，還包括兩次或多次盜竊公私財物。換言之，數額型盜竊罪與行為型盜竊罪之間存在選擇關系或者是轉換關系，即盜竊數額未達到較大標準但次數達到多次的，以行為型（次數）盜竊罪論之；盜竊次數未達到多次但數額已達到較大的，以數額型盜竊罪論之。除此之外，盜竊次數達到多次且盜竊數額也達到較大甚至更大的，這時行為型盜竊罪就可轉化為數額型盜竊罪。

 

　　司法解釋的變化并非取消盜竊數額累計計算的規定。

       1998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最后一次盜竊構成犯罪，前次盜竊行為在一年以內的，應當累計其盜竊數額。”2013年4月修訂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只規定了“2年內盜竊3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刪除了前述累計盜竊數額的規定。盜竊罪應否累計數額計算，也就沒有了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這也是產生爭議的重要原因。從司法解釋的變化看，刪除累計數額的規定，可從兩方面來解讀，一是盜竊數額只按次計算，不再累計計算；二是應當累計計算，且不再受“最后一次盜竊構成犯罪，前次盜竊行為在一年以內”的限制。那么，按第一種理解，在多次盜竊的場合，盜竊數額應否累計計算存在爭論，即便是三次以上盜竊應累計計算，那為什么兩次盜竊就不能累計計算？如采取后一種理解，即盜竊數額應累計計算，更加符合立法本意。

 

　　兩次盜竊累計數額較大比一次盜竊數額較大的社會危害性要重。

       刑法之所以將某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原因在于這些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或者說具有法益侵害性。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反過來說明犯罪的本質是侵犯法益，社會危害性大小也與刑罰的輕重成正比。兩次盜竊累計計算達到數額較大的，與一次盜竊數額較大相比較而言，無論從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還是從被害人受到損失程度來說，均具有相當性，不能說盜竊數額兩人分擔就比一人分擔的社會危害性要小。因此，從社會一般觀念來看，前者的社會危害性大于后者的社會危害性，如前者不以犯罪論處而后者以犯罪論處，從社會危害性的角度來看難以讓人信服。兩次小額盜竊累計數額達到較大，已經符合數額型盜竊罪的構罪標準，如同時又符合刑法第13條關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但書”規定，可不追究其刑事責任。除此以外，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符合法律規定。上海刑事律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