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因為并沒有要求受騙人與被害人為同一人。換言之，只要對有關詐騙罪的規定進行文理解釋，就不可能將三角詐騙排除在外。上述觀點不當地將有限的事實強加于規范。誠然，通常的詐騙都是行為人直接欺騙被害人并且由被害人處分財產，可這只是有限的事實或者說只是部分詐騙犯罪事實，而不是規范。上海刑事訴訟律師來為您講講相關的問題。

　　解釋者不能將自己所知的部分事實強加于法律條文，認為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就是自己所知的部分事實。既然規范完全包含了訴訟詐騙，現實中的訴訟詐騙也需要規制，就沒有理由將訴訟詐騙排除在詐騙罪之外。最后，認為訴訟詐騙沒有侵犯他人財產，并不符合事實。

　　或以認為訴訟詐騙行為同時侵犯了民事訴訟的正常秩序，但當其行為使被害人不得不轉移財產時，就侵害了被害人的財產；即使行為沒有得逞，也威脅了被害人的財產。例如，被告人甲承包了某機關的裝修工程，在工程結束并從該機關收取了所有費用之后，打印了一份說明書，然后讓該機關加蓋公章，該機關工作人員乙發現說明書內容完全真實，便在說明書上加蓋公章。

　　但甲立即在說明書的預留空行處加印了該機關尚欠其300萬元工程款的內容，然后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該機關償還所欠的300萬元。一、二審法院判決該機關如數償還（以下簡稱工程案）。筆者相信，一般人都不會否認被告人的行為侵犯了該機關的財產。

　　換言之，認為訴訟詐騙沒有侵犯被害人的財產，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第二種觀點認為，訴訟詐騙行為不成立詐騙罪，但如果其行為符合其他犯罪的構成要件，則以相應犯罪論處。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如果行為人偽造證據時，實施了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第280條第2款的規定，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第307條第1款的規定，以妨害作證罪追究刑事責任。

　　但是，這一觀點忽視了訴訟詐騙行為對被害人財產的侵害，并且誤解了詐騙罪的客觀構造，不當地將詐騙罪限定為二者間詐騙。當行為人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實施訴訟詐騙時，如同偽造印章實施普通詐騙一樣，屬于牽連犯或者想象競合犯，應當從一重處罰，即以詐騙罪論處。

　　當行為人在實施訴訟詐騙的過程中，指使他人作偽證時，也屬于牽連犯或者想象競合犯，同樣應從一重論處。第三種觀點認為，訴訟詐騙行為成立敲詐勒索罪。如有的學者指出：“虛構債權債務關系，以債權人名義向法院起訴，意圖通過訴訟方式（一般稱為惡意訴訟），利用法院判決他人敗訴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案件，是否可以定詐騙罪，也值得商榷（有的法院是按此罪定的）。

　　因為，理論上一般認為，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在受蒙蔽的情況下自愿地將財物交與行為人。但是，惡意訴訟案件并非如此。首先，既然行為人是虛構債權債務關系，被告明知自己不欠債，不可能受騙而自愿償還債務。其次，行為人用虛構的事實直接欺騙的對象是法院，意圖使法院疏于審查而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錯誤判決。

　　但是，行為人的目的并非騙取法院的財物。由此可見，盡管行為人虛構了事實，含有欺騙性，但是，全面來看并不符合詐騙罪的基本特征。上述行為，不同于詐騙罪，而更接近千敲詐勒索罪。首先，敲詐勒索因是采用威脅或者要挾的手段，強迫他人交付財物，而威脅、要挾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

　　惡意訴訟是要借助法院的判決的強制力迫使被告交付財物，而不是騙取被告的財物。其次，實施詐騙往往是利于被害人的弱點（如貪便宜或缺乏警惕性）行騙，比較容易得逞，社會危害性大。而法官負有審查案件事實判別真偽的職責，具有專業技能，行為人搞惡意訴訟得逞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上海刑事訴訟律師了解到，因為即使一審判決原告勝訴，被告也會提出上訴，爭取改判；即使二審判決原告勝訴，被告還可請求提起抗訴，仍有獲改判的機會。由此可見，把惡意訴訟看成是敲詐勒索的一種特殊方式、方法更為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