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這個國際化大都市，法律的嚴謹與公正如同城市的基石，支撐著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在處理醉駕案件時，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其作出的不起訴決定往往備受關注。那么，站在上海刑事訴訟律師的角度，醉駕檢察院不起訴后是否還會電話通知相關人員呢？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蘊含著豐富法律內涵和實踐細節的問題。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的是，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并非隨意為之，而是基于嚴格的法定條件和程序。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在醉駕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的酒精含量剛剛達到或略高于醉駕標準，且沒有造成嚴重的交通事故后果，同時具備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檢察院可能會綜合考量后作出不起訴決定。

　　當檢察院決定對醉駕案件不起訴時，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達相關當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這種送達方式通常有多種途徑，例如直接送達、郵寄送達等。然而，關于是否會通過電話通知，并沒有統一的強制性規定。

　　在實踐中，有些檢察院可能會出于人性化考慮，在送達不起訴決定書之前，先通過電話與犯罪嫌疑人或其辯護律師取得聯系，告知其不起訴的大致情況，以便其做好心理準備。這種做法雖然不是法定的必經程序，但卻體現了司法機關的人文關懷和對當事人權利的尊重。特別是對于一些初犯、偶犯且社會危害性較小的醉駕行為人，這種提前的電話溝通可以避免他們因突然收到不起訴決定書而產生不必要的焦慮和困惑。

　　從上海刑事訴訟律師的角度來看，這種電話通知雖然并非普遍做法，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律師而言，及時了解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能夠更好地為當事人提供專業的法律建議和服務。律師可以根據不起訴決定的內容，幫助當事人分析案件的法律后果，解答其可能存在的法律疑問，引導其正確認識自己的行為，避免再次觸犯法律。

　　同時，對于犯罪嫌疑人來說，提前得知不起訴的消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其心理壓力。畢竟，面對刑事指控，每個人都會承受巨大的精神負擔。電話通知可以讓他們在相對輕松的氛圍中了解到案件的處理結果，有助于他們盡快回歸正常生活。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的是，即使檢察院作出了不起訴決定，醉駕行為人在行政處罰方面仍然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根據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因此，即使檢察院不起訴，醉駕行為人仍需接受交警部門的行政處罰。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刑事訴訟律師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律師可以幫助當事人與交警部門進行溝通協調，爭取在行政處罰方面獲得相對合理的處理結果。例如，律師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具體情節，向交警部門提出從輕處罰的申請，并提供相關的證據和法律依據支持。

　　此外，醉駕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危害也不容忽視。酒精會影響駕駛人的判斷力、反應能力等，極易引發交通事故，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因此，無論是從法律層面還是社會層面來看，我們都應當堅決反對醉駕行為。

　　上海作為一個法治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對于醉駕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一直很大。司法機關通過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同時，社會各界也在不斷加強交通安全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的交通安全意識。

　　回到最初的問題，醉駕檢察院不起訴后是否會電話通知，雖然沒有明確統一的規定，但在上海這樣一個注重法治和人文關懷的城市，部分檢察院可能會采取這種方式。而對于當事人及其律師來說，無論是否接到電話通知，都應當積極配合司法機關的工作，正確對待案件的處理結果。

　　總之，醉駕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其后果不僅僅是可能面臨刑事處罰，還包括行政處罰和社會輿論的壓力。我們每個人都應當自覺遵守法律法規，拒絕酒駕，共同營造一個安全、有序的交通環境。上海刑事訴訟律師也將一如既往地為當事人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推動法治社會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