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僅能體現國家對刑事證據的認識和要求，也能體現一個國家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因此，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所以成為“原則采納、例外排除”的“非排除規則”，顯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立法上的敷衍表象，而應從立法背景及其邏輯支撐上進行深層解讀。寶山刑事律師來回答一下有關的問題。

　　我國早在1988年就加入了《聯合國反酷刑公約》，而該公約第15條要求排除通過酷刑而取得的證據。但遺憾的是，一直以來，非法證據排除問題都沒有引起立法者應有的重視。1996年，《刑事訴訟法》僅僅在第43條對嚴禁非法取供作了一種倡導性的規定。

　　“兩高”雖然在各自的司法解釋中籠統地表明了排除非法言詞證據的立場，但由于過于原則化，缺乏可操作性，基本無法在司法實踐中得到貫徹。而2000年以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湖南滕興善案”“河南趙作海案”等死刑錯案頻繁見諸報端。

　　這些案件的形成，盡管有諸多原因，但幾乎無一例外地存在刑訊逼供，且刑訊逼取的供述又成為了錯誤追訴和判決的主要根據。以上重大冤假錯案破壞了公安司法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降低了司法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法委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了強化非法證據排除，遏制刑訊逼供的要求。2010年5月，“兩高三部”聯合發布了《排除非法證據規定》和《死刑案件證據規定》。

　　2012年，《刑事訴訟法》則以《排除非法證據規定》為基礎，用五個條文專門規定了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2013年11月，《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隨后，《高法意見》也將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視為防范冤假錯案的重要途徑。不難看出，我國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直接動因并非以更為人道方式對待被追訴者的“法律道德責任”，427也不是程序的合法性、正當性或者司法機關的“正潔”，而是對重大冤假錯案的難以接受，或者說為了避免實體錯誤。

　　按照全國人大法工委的說法就是，非法取證的惡劣情形“嚴重侵犯當事人的人身權利，破壞司法公正，極易釀成冤假錯案”。56事實上，即便對冤假錯案中刑訊的關注，其實也并不是因為重視程序或者刑訊手段本身，只是不愿意接受刑訊的惡果。

　　這種功利主義的邏輯決定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不徹底性。無疑，非法證據排除只是防范錯案、遏制刑訊等非法取證行為的一個環節，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脫離實際的期待反而更容易導致規則的虛化。

　　為什么該原則成為例外：立法機構對刑事司法現實基礎的關切？毋庸置疑，設置一定的例外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理性化、精細化的標識，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對非法證據采取絕對排除主義。

　　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為嚴格，任何違反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正當搜查扣押”、第五修正案“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特權”、第六修正案“獲得律師幫助權”、第十四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等而獲得的言辭證據與實物證據，以及非法證據派生的“毒樹之果”，原則上均不具有可采性。

　　但是，美國法院考慮到排除證據的成本是否會超過對警察違法的震懾作用，也對排除非法證據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如“公共安全”的例外、“善意”的例外及“‘毒樹之果’最終必然發現”的例外等，從而使規則的適用“嚴格局限于可以最有效實現其救濟目的的那些情形”。

　　英國、德國等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都體現了以排除為原則，絕對排除（自動排除）與裁量排除相結合的方式。

　　寶山刑事律師了解到，然而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上出現了原則與例外的倒置，表現為：一方面，絕對排除規則不絕對，即使是采取刑訊方法逼取的供述，在“刑訊”的確認上，也需要司法者衡量是否達到了“劇烈痛苦”的程度；另一方面，裁量排除關卡重重，在制度上對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者加諸了更多任務、責任和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