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這些能使法官質疑證據合法性的“線索或材料”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被告人有明顯外傷，偵查機關不能合理說明；二是錄制訊問筆錄或者同步錄音錄像的內容明顯違反法定程序。寶山刑事律師來回答一下有關的問題。

　　至于申請排除的時間，有的是在起訴書副本送達后、開庭前提出的，但大部分是當庭提出的。法院通過召開庭前會議的方式對非法證據排除進行預調查是罕見的。此外，在兩次調查中，沒有發現法院啟動調查程序的案件。

　　也有法官提出，如果最終認定被告人犯罪，被告人以被刑訊逼供為由的供述和基于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無罪抗辯，將被認定為缺乏悔罪表現。

　　但在沒有辯護人特別是辯護律師介入的案件中，法院通常不會主動告知被告人有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權利，因為擔心被告人濫用申請權，妨礙審判效率。相當一部分被告人不知道或將申請入會。在有辯護律師參與的案件中，雖然以排除非法證據為內容的程序性辯護逐漸增多，但只有少部分申請能夠符合"相關線索和材料"的要求。

　　法院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一般在法庭調查結束前進行。比如“河南非法證據排除第一大案”一案，雖然辯護人在開庭前提出了排除請求，但法院并沒有啟動偵查程序。庭審中，辯護人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后、申請排除的訊問筆錄質證前后，三次要求調查口供錄取過程的合法性，并提交了七組證據線索，但法庭均予以駁回，并堅持在法庭調查程序結束后一并進行調查。

　　在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程序中，法院通常根據被告人出入看守所的體檢表、偵查機關出具的陳述、同步的錄音錄像資料以及被告人的庭前供述、當庭供述和辯護等來判斷是否存在非法證據收集。但法院一般不會當庭給出結論，主要是擔心誤判后沒有改判的余地。

　　從調查結果來看，法院確認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情況極為罕見。許多接受采訪的法院法官報告說，他們在自己的案件中沒有確認一個案件。大多數情況下，法院只是對取證的合法性進行形式上的調查，以一個簡單的格式理由駁回辯護申請。比如G省G市一起案件的審理中，被告人稱自己被刑訊逼供，手上有明顯傷痕。

　　法院通知了三名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其中一人很明顯，被告人一眼就認出來了，證明是那個人打了他。但法院沒有排除，最后不了了之。然而，少數排除非法證據的案例，如北京非法證據排除第一案、曾被稱為全國非法證據排除第一案的寧波張涉嫌受賄案一審，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排除非法證據不影響有罪認定。

　　法院不排除非法證據總體上可分為兩類情況：一是因標準不好把握而不會排除、不能排除。調查表明，法官對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理解存在一定差異，但對“等”一般都不愿按學界提出的所謂“同等程度”原則做擴大解釋。

　　部分法官認為辱罵、恐嚇、故意不治療嫌疑人的疾病、不讓休息、不讓吃飯等不屬于刑訊或變相刑訊。而大多數法官則認可重復供述的可采性，認為凡不是直接通過刑訊獲取的重復供述就不屬于排除范圍。

　　也有法官提出，非法證據難以排除是因為其核心問題沒有解決，即怎么查明有沒有非法取證現象。僅就刑訊逼供而言，偵查人員訊問活動具有很強的封閉性，而刑訊通常發生在將被追訴者送入看守所之前，處于弱勢的被追訴者很難固定證據，甚至很難提供關于刑訊的具體時間、地點、人員、方式等線索。

　　一方說打了，主張排除，而另一方說沒打，主張采用，并且給出取供過程合法的情況說明，法官在判斷上就會左右為難。二是符合排除標準而不愿排除、不敢排除或者排除不了。多數受訪法官表示，在明顯符合排除標準時不排除非法證據是擔心排除之后不能定罪，從而無法面對來自被害人、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社會輿論等方方面面的壓力。

　　寶山刑事律師認為，對偵查取證活動的監督是檢察機關的職責，但檢察機關卻不愿意啟動，將矛盾轉移給了審判機關。特別是當案件涉及紀委時，情況更加復雜。碰到這種情況，部分法院會將控辯雙方提交的相關材料放在案卷中，待被告人上訴后把矛盾轉移給上級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