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訴訟律師  《指導意見》規定了實施的基本原則、適用的范圍和條件、坦白從寬的保證和處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保護、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強制措施的適用、偵查機關的職責、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職責、社會調查評估、人民法院的審判程序和職責、坦白從寬和撤銷處罰、未成年人坦白從寬案件的處理等。它的頒布意義重大。它不僅針對性強，解決了適用問題，而且對全面推廣和實施認罪從輕制度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針對坦白從寬、處罰從寬制度的實施，《指導意見》建立了完整的實施機制和制度。其內容和特點是:(1)知名度和政治地位高。《指導意見》開篇就指出，要充分認識建立認罪從寬制度的重大意義。它是2018年《刑事訴訟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舉措。各級公安司法機關要充分認識這一制度對有效懲治犯罪、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刑事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意義。(2)明確實施的基本原則。包括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堅持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堅持證據判斷原則，堅持公安、稽查三機關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3)堅持問題導向，把握應用中的難點和關鍵問題，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比如如何把握從寬，如何在坦白、自首、坦白時從寬。

　　在此基礎上，《指導意見》對公安機關辦理認罪從輕處罰案件的程序和方法形成了完整獨立的訴訟機制和程序體系。尤其突出在公、檢、法機關的責任和對當事人權利的保護上，尤其是辦案方式和方法上，明顯不同于傳統職權主義下的對抗制。根據坦白從寬制度的性質和定位，《指導意見》賦予各機關一定的協商、合作和溝通責任。這些責任可以稱為:咨詢機制和制度。例如，關于偵查機關的職責，增加了告知和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值班律師意見的權利；關于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職責，增加了告知、聽取意見、自愿和合法審查、證據發現、簽署聲明、提出量刑建議的權利；關于人民法院的審判程序和職責，增加了口供和處罰的自愿性、合法性審查、采納量刑建議和調查量刑建議的規定。此外，懺悔和懲罰都有悔過和回避程序。

　　通過增加新的職能和辦理程序，從偵查程序到審判程序，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傳統的威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工作機制和訴訟制度。其核心內容包括五個部分: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僅是公權力、檢察權力和法律權力的單方權威行為；第二，辯護和辯護律師必須參加；第三，控辯雙方平等；第四，要堅持充分協商、協商一致、交流溝通；第五，加強辯護權，包括上訴和禁止反悔的保護。

　　刑事訴訟模式變革中的制度進步。

　　要全面實施和落實認罪從寬制度，不僅要依靠《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還要充分認識刑事訴訟模式轉變的意義、緊迫性和現實意義。自寬嚴相濟制度進入《刑事訴訟法》以來，在認識上仍存在一些不一致之處。其中，對于將寬嚴相濟制度納入法典能否促進我國刑事訴訟模式從對抗制向協商一致制轉變，眾說紛紜。

　　刑事訴訟模式，又稱刑事訴訟結構或刑事訴訟結構，是控、辯、審三大主體進行刑事訴訟的基本方式，或者說是刑事訴訟中三大主體法律地位和法律關系的基本模式。從刑事訴訟的歷史發展來看，刑事訴訟經歷了彈劾、詢問和現代對抗制、職權制和混合訴訟模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是在威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基礎上，借鑒吸收訴訟當事人因素而形成的，保留了威權主義的諸多特征，吸收了諸多訴訟當事人因素，具有明顯的混雜色彩。特別是在1996年的修訂中，對審判方式進行了改革，強化了控辯雙方的職能和對抗，有利于調動雙方在審判中的積極性。

　　同時，2012年和2018年的修訂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一是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時間不斷提前，從1979年的審判階段到1996年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再到2012年的首次訊問或強制措施。第二，律師在辯護階段逐步實現全覆蓋。從1979年到1996年，涵蓋了審判階段，2012年以后，涵蓋了調查、起訴、審判以及隨后的死刑復核和申訴機構。第三，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主體地位的進步與變化。從1979年的法律援助辯護律師到2018年的法律援助義務律師，律師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和從寬認罪制度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主體地位。第四，辯護律師的執業權利不斷豐富、擴大、完善和提高。第五，法律援助的范圍、案件數量、經費等。不斷擴大、增加和增長。

　　從《刑事訴訟法》的立法沿革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定罪量刑權模式和訴訟結構已經從強職權主義轉向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訴訟模式，尤其是辯護律師的主體地位、權利和參與程序不斷擴大。現在基本具備了從對抗模式向共識模式轉變的條件。定罪和判刑不再是公共、檢察和法律機關的最終決定。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是客觀需要和當務之急。

　　進一步實施和落實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

　　為了進一步貫徹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精神，以及坦白從寬制度、責任律師制度和快速審判程序，加快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迫在眉睫。特別是對于檢察機關來說，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現實需求最為強烈。根據規定，各級檢察機關要切實承擔起寬嚴相濟體系的領導責任，包括積極開展坦白從寬教育，及時提出坦白從寬教育的意見和建議，積極開展平等溝通和量刑協商，普遍提出量刑建議，積極做好被害人工作，酌情進行程序分流和案件審查。

　　要實現這些要求，必須依靠刑事訴訟模式轉變的重要動能。

　　就人類歷史的司法規律而言，刑事訴訟模式的適時轉型是必然的。二戰后，早期工業化國家都遇到了犯罪率高的問題。為了解決有限的司法資源與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之間的矛盾，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借鑒了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通過簡化法院審判程序，縮小司法權的自由裁量空間，快速處理被告人認罪案件或控辯協商案件。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主導90%以上案件的談判，并擁有影響定罪和量刑的實質性權力。

　　目前，我國也面臨著案件多而案件少的矛盾，因此有必要進行訴訟分流，簡化審判程序，在被告人認罪、承認刑罰的案件中適用控辯協商程序，這不僅符合人類訴訟史的發展規律，而且恰逢其時。2018年《刑事訴訟法》和《指導意見》的相繼頒布具有時代的現實意義，明確指出了認罪從寬的訴訟模式的轉變。2018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看守所為刑事辯護律師提供的“兩方便一審理”程序，是認罪案件采取協商模式、從輕處罰的重要體現。在此基礎上，《指導意見》還詳細規定了談判程序的保障措施，搭建了談判訴訟平臺。其中，《指導意見》第十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并要求其為約見值班律師提供便利。同時，第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還規定，控辯雙方必須就自愿、合法、發現證據、簽署宣誓書、量刑建議等進行溝通協商。特別是公、檢、法機關多次強調要聽取辯方意見，最終“盡可能達成共識”。

　　上海刑事訴訟律師  因此，可以充分肯定，控辯雙方的“協商”、“合作”是認罪從寬制度的重要訴訟模式，而“協商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