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性只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形式上的判斷標準，其實質標準應當包括非法性對言詞證據自愿性的影響，非法性對證據可靠性的影響，非法情形對相關主體權利侵害的程度及非法性對司法公正的影響。黃浦刑事律師就來告訴您相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此，在適用排除規則時不可避免地需要司法者綜合判斷、利益權衡。非法但具有自愿性的口供，或者非法但具有真實性的證據仍可能排除，不能因為非法證據自愿和真實就不愿排除。當然，非法性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前提，“合法而缺乏真實性或關聯性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并非基于排除規則。

　　其次，要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建立理性預期：即使能夠實施，現有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難以解決我國的刑訊逼供和錯案問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旨在遏制檢察機關經常以違反憲法和保障人權的手段收集證據的亂象”。

　　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在Weeks案中所解釋的那樣，只有宣布非法獲取的證據不可采納，才能徹底消除執法人員非法獲取證據的根本誘因，從而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然而，在我國，口供不僅在最終案件中具有自身的證明功能，還承載著多重功能。

　　是獲取其他證據的途徑，甚至是破案相關案件的重要線索。收集線索→安排嫌疑人→獲取口供→根據口供收集其他證據，可以說偵查機關已經習慣了這種“從口供到證據”的偵查模式。如陜西許案。

　　根據丹鳳縣人民檢察院的認定，在犯罪嫌疑人許作出犯罪供述后，丹鳳縣公安局辦案人員于3月1日至3月8日對許進行了長時間不間斷地疲勞審訊，少數干警在審訊過程中還對許實施了肢體侵犯，導致許極度疲勞，心搏驟停，經搶救無效死亡。

　　犯罪嫌疑人認罪后公安機關之所以繼續刑訊逼供，主要是因為極度強調口供中 "獲取證據線索"的作用。然而，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僅對重復供述的使用缺乏必要的限制，而且未能將非法供述的派生證據納入排除范圍。

　　更有甚者，研究表明，實施酷刑的動機非常復雜，絕不僅限于“刑訊逼供”。因此，很明顯，單純排除非法口供并不能根除偵查人員刑訊逼供的誘因，也不能有效起到偵查違法行為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我國當前的冤假錯案雖然與刑訊逼供、刑訊逼供密切相關，但從本質上講，是由觀念、制度、體制、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有罪推定、"疑罪從無"的錯誤觀念、以"犯罪控制"為基礎的刑事政策、公安司法機關評價指標中唯實體的價值取向、異化的刑事司法制度、以"如實回答義務"為核心的強制口供錄取機制、"聯席會議"和社會輿論對刑事司法活動的不當影響等。使公安司法機關在有罪證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情況下，不愿、不敢、無法堅持依法。因此，孤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錯案的威懾作用非常有限。

　　最后，認清“亞法治教學秩序”下非法提供證據排除難的癥結與出路。“法治經濟秩序的建構主義不是通過制定了法律管理制度便高枕無憂，更重要的是形成與法律法規制度發展相一致的法意識教育形態。”

　　而法律知識只有我們實現與法意識以及形態的協調企業一致與良性交流互動，才能充分發揮出學生應有的作用。同我國一個整體上法治國家秩序的建構進路相一致，我國的非法使用證據排除標準規則也并非在社會生活條件比較成熟時“水到渠成”自發活動產生的，而是作為主要就是借助于外力催生。

　　然而對于當前，人們思想尚未建立起“公民參與意識”，更沒有形成對相關法律、程序的普遍認為信仰，“以非法的手段無法實現中國法治、以犯罪的手段不斷打擊網絡犯罪還大有市場，民眾對有罪者被繩之以法的訴求蓋過對正當應用程序的訴求”。

　　黃浦刑事律師認為，舶來的“非法證據排除一些規則”同傳統的道德、文化、習俗水平之間鑿枘不人，難以及時得到系統包括人民公安司法工作人員技術在內的社會組織成員的內心情感認同，從而影響導致了實施上“南橘北積”的失序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