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意誘發型偵查在偵查機關內部監管上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嚴重違規的情況。但由于我國法律對誘惑偵查沒有明確的規定，對被誘惑者是否應負刑事責任，理論界和實務界則存在認識分歧。上海刑事律師就來帶大家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意圖不確定的誘惑。實踐中，有的販毒分子有故意，但不強烈，其故意強度介于無意和確定性之間。他們的意向是徘徊的，不確定的，猶豫不決的。如果有條件有機會，是有可能犯罪的。如果沒有條件和機會，有可能不犯罪，也就是不一定要犯罪。

　　但是，偵查機關的誘惑行為可能會強化其犯罪故意，強化其犯罪意圖，而不僅僅是提供一些機會。但與此同時，偵查機關的誘惑并非超常誘惑，即不足以使一個普通的理性人實施犯罪行為，可以歸為犯罪故意不確定的誘惑。

　　認定這種情況的合法性，要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被告人犯罪前后的表現以及偵查機關本身誘惑行為的適當性、合理性，由法官自由裁量。此外，在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屬于無引誘意圖或有明確的引誘意圖的情況下，也可以歸為無引誘意圖的類型，其合法性交由法官裁量。

　　這種方式分類，實質上是把“兩分法”中的“機會發展提供型”一分為二，即分為“犯意確定型”和“犯意不確定型”，這種需要進一步進行細分的好處至少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重要方面：

　　一是通過劃定更細的誘惑偵查工作行為規范標準，給偵查機關的誘惑偵查活動提供了更好的行為會計準則，減少各種誘惑偵查中偵查技術人員管理及其代理人的不當誘惑行為；

　　二是更合理地追究被告人的刑事法律責任，主要問題體現在追究不確定犯意誘惑中被告人的刑事社會責任時，應當充分考慮誘惑者行為的不合理性，從而酌情減輕其刑事責任，這也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一種文化體現；

　　三是一個更為明確地突出了該標準體系是以“犯意”為標準不同劃分的。三種基本情況都是以犯意程度不斷加以明確區分，也體現了誘惑犯罪過程中被告人犯罪的歸責理論基礎。

　　根據筆者提出的三分法，在司法實踐中對上述三種誘惑偵查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我們可以參照國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做法，或者將其視為非法偵查，不追究被誘惑者的刑事責任，或者將其視為非法阻攔的原因，它具有與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相同的法律效力，允許被誘惑者以此為由進行防衛。

　　采用這種方法偵查的案件，不予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收集的證據將作為法定證據。對于“不明確犯罪意圖”的誘惑偵查，在考慮被告人的行為、犯罪前后的表現以及偵查機關誘惑行為的適當性和合理性后，如果確實屬于非法偵查，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視為無罪。

　　有觀點主張，從實體法角度看，基于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而產生的犯罪嫌疑人不應受到刑事處罰；從程度法角度看，對基于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而獲取的犯罪證據應當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也有觀點主張，行為人原無涉毒犯罪的行為，只因受特情偵查行為引發，出于貪利而購進毒品進行販賣的，不宜定販賣毒品罪，但可考慮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

　　2000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認為對具有特情引誘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無論毒品犯罪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可見，最高人民法院對犯意引誘的特殊性進行了充分考慮，提出了慎重量刑的意見，應當說，這是在目前司法現狀下采取的一種折中的方法。

　　上海刑事律師溫馨提示，從刑事政策的角度考慮，“誘惑偵查”本來是國家為了有效抗制一些具有隱蔽性、嚴密組織性、嚴重社會危害性等犯罪的一種不得已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帶來的危害超過了打擊犯罪保衛社會的利益，從程序上看它是非正義的，所以應當從法律評價上對其加以否定和譴責，而對被引誘的行為人從寬處理，特殊情況下可按無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