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糾紛中的“過度維權”與敲詐勒索的區分在刑事司法理論界有不同的觀點爭鳴，在司法實踐中也是一個常見的難點問題。對于消費者提出的過度高額索賠，能否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分析認定；監督產品質量是消費者的合法權利，消費者提出準備向媒體曝光并索賠的，不能輕易視同敲詐勒索行為。楊浦?鞍山律師認為，劃清二者關系應注意把握以下要點：


　　1.從索賠的過程看，是否經過正當的程序處理。消費者和經營者發生消費權益爭議的，可以與經營者協商和解、請求消費者協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組織調解、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等正當途徑解決。對于消費者通過正當途徑或聲稱要通過正當途徑索要賠償的，不應認定為敲詐勒索行為。對于經過正當程序處理后，消費者又繼續以要挾、威脅手段索要賠償的，也要結合案件的其他情節認定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
 

　　2.從行為主體上看，索賠方是否具有消費者的身份。真實的消費關系存在是正當維權的基礎，在有正當維權基礎的情況下，應審慎認定敲詐勒索犯罪。消費者是指為滿足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由國家專門法律確認其主體地位和保護其消費權益的個人。如果爭議雙方不存在真實的消費關系，索賠方以牟利為目的“知假買假”；通過其他渠道掌握對方產品質量問題和缺陷，并以此索取高額錢財，則傾向于不認定為正常維權行為在本案中，郭利無疑具有消費者的身份。
 

　　3.從行為客觀表現看，是否對被害人實施威脅、要挾行為。敲詐勒索罪客觀方面主要表現為采用對被害人實施威脅、要挾方法，強行索取財物的行為。在威脅、要挾的內容上，般表現為對人身的加害行為或者毀壞財物、名譽，揭發被害人的違法行為、隱私等。楊浦?鞍山律師對以下兩種常見的索賠中的手段行為的性質要具體分析，準確把握。（1）實施媒體曝光的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要挾、威脅。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消費者可以選擇通過媒體對損害其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維權方式。由于新聞媒體和互聯網傳播信息的迅捷性、廣泛性，對商家某些不當經營行為的曝光可能給其帶來極為不利的后果，甚至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消費者采取向新聞媒體和互聯網曝光的維權方式，不能簡單認定為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和監督權，也不能簡單視為敲詐勒索的手段，還應結合其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是否能夠達到威脅、要挾的程度等方面來評判其手段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2）索賠中有虛構事實的情節對構成威脅、要挾行為的影響。在消費糾紛中，有的消費者為達到索賠的目的，在維權基礎事實以外，往往會虛構一些事實，并以此增加向商家索賠的籌碼，如本案中郭利虛構其妻子流產及患精神病等事實。虛構事實并非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行為人虛構事實的情節能否引發對方產生恐懼、害怕等精神上的強制效應，是認定構成威脅、要挾行為要考量的因素。

　　4.從違背對方意志的程度看，是否有明顯違背被索賠方意志的意思表示和行為。民事行為的基本特征是行為主體具有自愿性。如行為人沒有明顯違背被索賠方意志的意思表示和行為，雙方都有就賠償問題進行商談的意愿的前提下，傾向于認定為民事糾紛。楊浦?鞍山律師在敲詐勒索犯罪中，行為人使用威脅、要挾等方法，對對方造成精神強制，明顯違背被害人的意志。本案中，施恩公司主動找到郭利溝通商談，在這種情況下，郭利提出高額的賠償要求，雙方解決糾紛還處于正常的磋商階段，不能認為違背了施恩公司的意志，給其造成精神強制。

　　5.從索賠方的損害結果看，索賠行為是否有事實依據，索賠數額與造成損害是否明顯比例失衡。對于較小的損害或者沒有明顯的損害而索要較大數額的賠償，要結合損害的性質、損害的因果關系等其他情節綜合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應單純以數額多少來確定。具體而言，一是看損害是否實際發生；二是看損害的性質，是造成人身損害還是財產損失；三是看損害后果是否明確。本案中，郭利女兒人身受損害的情況沒有評估鑒定。對于類似本案的情況，損害程度尚不明確，特別是造成人身損害后果，且人身損害的程度沒有評估鑒定的情況下，不宜以提出過高的維權要求，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從而認定其構成敲詐勒索罪。上海經濟犯罪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