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跡可疑是司法機關尚未掌握行為人犯罪的任何線索、證據，而是根據行為人當時舉動、神色異常而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犯罪行為。這種情形下的行為人情況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行為人身上并沒有任何犯罪工具或遺留下犯罪痕跡，僅因心理恐慌被盤問便向司法機關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上海刑事案件律師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對于此類情況，實踐中對此無爭議，一般都將其認定為自首。另一種是行為人因形跡可疑被司法人員盤問，行為人向司法機關供述了其犯罪事實，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隨即在其身上、交通工具上或盤問時的住所等處發(fā)現與犯罪有關的物品的，是否視為自首？此類情況在《意見》出臺前爭議較大。

　　例如，公安機關設卡例行檢查時發(fā)現某人神色慌張，形跡可疑，遂對其進行盤問，此人即交代了運輸毒品的犯罪事實，公安人員隨后在其隨身攜帶的行李箱內查獲毒品，對于這種情況，有的法院將其視為自首，有的法院不認定為自首。

　　為了統(tǒng)一執(zhí)法尺度，《意見》出臺時，在第一條第二款明確規(guī)定了此類情況不再認定為自首。但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理解與適用》）中特別指出：“如果與犯罪有關的物品是通過正常工作方法難以發(fā)現的，如某人運輸毒品時發(fā)現前方500米處有檢查站，即將毒品埋在路邊，該人在檢查站因神色慌張而被盤問，即交代了犯罪事實并帶領公安人員找到了埋藏的毒品，此時的主動交代對確定犯罪嫌疑人就具有實質意義，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對于其他類似情形，均應當根據行為人當時的自首是否具有實質意義來具體把握。

　　具體案件發(fā)生后，司法機關掌握了一定的證據或線索，明確了偵查方向，劃定了偵查范圍，發(fā)現行為人在偵查或調查過程中行為異常，但不足以通過現有證據認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在這種情況下，“可疑行為”可以將行為人與具體案件聯系起來，但這種聯系達不到鎖定行為人為犯罪嫌疑人的程度，行為人主動坦白犯罪，然后自首。

　　犯罪嫌疑是指司法機關有足夠的證據或者線索認定行為人實施了犯罪，并通過邏輯判斷，認定行為人有實施犯罪的重大嫌疑。一旦犯罪嫌疑人成立，就不能成立“可疑”型自首。

　　對證據進行分析和判斷后形成的推定是基于合理懷疑的。有針對性地懷疑，強調司法人員必須根據一定的線索、證據，通過邏輯判斷，將犯罪人與具體犯罪相聯系。總之，司法機關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或線索合理懷疑犯罪人在犯罪前已經犯罪，因此，區(qū)分“行為可疑”與“犯罪嫌疑人”，建立犯罪人與具體案件之間直接、明確的聯系是關鍵。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八年就處理自首及具體適用法律立功等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一）條，司法機關并沒有發(fā)現有關罪行； 經有關機構或司法機關盤問和教育后，因其可疑行為而自愿認罪的，視為自愿向警方自首。自首的，視為“行為可疑”，認罪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犯罪人的犯罪未被司法機關發(fā)現，包括兩個案件；

　　（二）犯罪事實未被司法機關發(fā)現；

　　（三）犯罪事實雖被發(fā)現，但司法機關尚未認定犯罪人為嫌疑人。

　　（四）對行為人進行訊問和教育，僅僅是因為其可疑行為，而不是因為其是犯罪嫌疑人；

　　（五）犯罪人主動、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其供述是根據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根據證據的壓力。

　　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可疑”型自首的難點在于區(qū)分行為人是“可疑”還是“涉嫌犯罪”。如果犯罪人在供認犯罪時被認定為“犯罪嫌疑人”，就不可能確立“可疑”類型的自首。所謂“可疑行為”，是指行為人的異常行為和舉止，使人產生懷疑。

　　這種懷疑是一種思辨的心理判斷，沒有也不需要依賴一定的事實依據，是一種基于常識和常識判斷的懷疑。“犯罪嫌疑”是指偵查人員根據他人提供的某些事實或線索，認定特定的人有犯罪嫌疑。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認為，這種懷疑是邏輯判斷的結果，它的產生必須給予一定的客觀事實，是一種有事實依據的懷疑。這兩種懷疑的根本區(qū)別在于是否有事實依據，以及這個依據是否足以認定行為人是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