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刑事律師的執業生涯中，常常會遇到涉及犯罪形態認定的各種復雜案件。其中，犯罪預備階段能否成立犯罪中止這一問題，一直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備受關注且頗具爭議的焦點。它不僅關系到犯罪行為的定性與量刑，更體現了刑法在保障人權與維護社會秩序之間的微妙平衡。

　　從刑法理論的角度來看，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而犯罪預備則是為了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但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著手實行犯罪的情形。一般認為，犯罪預備行為尚未進入著手實行階段，似乎不符合犯罪中止要求已著手實行犯罪這一前提條件。然而，上海刑事律師深知法律并非機械刻板的條文堆砌，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價值考量。

　　在實際案例中，不少犯罪預備行為人在預備階段出于良心發現、恐懼懲罰或者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主動放棄了犯罪計劃。例如，某甲原計劃在上海的商業區投放炸彈以制造社會恐慌，在準備了爆炸物和定時裝置后，因偶然看到新聞報道中受害者家屬悲痛欲絕的畫面，內心受到極大觸動，遂主動拆除了爆炸裝置并投案自首。按照傳統的理解，此時某甲處于犯罪預備階段，但上海刑事律師會指出，其主觀上已經放棄了繼續實施犯罪的意圖，客觀上也采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防止了危害結果的發生。這種行為完全符合犯罪中止的本質特征，即自動放棄犯罪并有效阻止犯罪結果的出現。

　　從刑事政策的角度看，承認犯罪預備階段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具有重要的意義。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秉持法治精神與人文關懷并重的理念。如果對于在預備階段主動放棄犯罪的行為人仍按照犯罪預備進行處罰，可能會打擊行為人主動悔罪的積極性，也不利于鼓勵潛在的犯罪人在犯罪邊緣懸崖勒馬。相反，認可犯罪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給予行為人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的機會，能夠引導犯罪人及時回頭，減少犯罪對社會的危害，同時也體現了刑罰的目的不僅僅是懲罰犯罪，更重要的是預防犯罪和改造罪犯。

　　在司法實踐中，上海刑事律師也見證了諸多支持犯罪預備時可成立犯罪中止的案例判決。這些判決并非對刑法條文的隨意突破，而是基于對刑法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對公平正義的執著追求。法官們在審理案件時，會綜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放棄犯罪的動機、采取的防止措施的有效性以及犯罪行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因素，來判定是否符合犯罪中止的構成要件。

　　例如，在一些經濟犯罪的預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原本策劃了復雜的詐騙方案，但在即將實施前，因自身經營狀況突然好轉或意識到違法犯罪后果的嚴重性，主動停止了相關準備工作并向公安機關交代了犯罪計劃。上海的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會認真審查行為人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如果確實符合犯罪中止的條件，便會依法對其從寬處理。這樣的判決結果既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又彰顯了法律的人性化一面。

　　總之，站在上海刑事律師的角度，犯罪預備時完全可以成立犯罪中止。這不僅是刑法理論在具體情境中的合理延伸，也是刑事政策和司法實踐順應社會發展和人性需求的必然選擇。上海刑事律師在處理涉及此類問題的案件時，應當秉持專業、嚴謹、公正的態度，準確理解和運用法律規定，為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時也為維護上海這座城市的法治秩序和社會和諧貢獻自己的力量。

　　上海刑事律師在面對犯罪預備與犯罪中止的復雜問題時，需要深入鉆研法律條文背后的法理精神，結合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為當事人爭取最有利的法律結果，在法治的軌道上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