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黨員領導干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為特定關系人挪用公款四千萬元被查處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李泰容為個體經營者從事的螃蟹等水產品生意介紹業務并收受錢款是違反廉潔紀律還是受賄犯罪？李泰容授意行賄人為其特定關系人購買挖掘機一臺并將挖掘機出租給行賄人，所收租金是否應當計入受賄數額？李泰容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挪用公款四千萬元供某公司使用，并收受行賄人所送別墅一套，是否同時構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予以并罰？寶山友誼路律師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李泰容，男，中共黨員，1967年11月出生，2008年至2020年先后擔任江蘇省金壇市朱林鎮黨委書記，金壇市（區）發改局（委）黨委書記、局長（主任），常州市金壇區儒林鎮黨委書記，江蘇省金壇長蕩湖旅游度假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等職。2008年至2020年，李泰容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單獨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夏志強、蔣榮先、周國和、常州市金壇區鑫峰置業有限公司等個人和單位給予的財物，共計2367萬余元，其中收受鑫峰置業公司給予的價值297萬余元的別墅1套系犯罪未遂。

　　2015年至2020年，李泰容在擔任領導干部期間，為金壇區某個體經營者王某某從事的螃蟹等水產品生意介紹業務，并先后5次收受王某某給予的現金共計78萬元。2016年，李泰容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幫助其特定關系人金某某持股的鑫峰置業公司解決繳納土地使用權掛牌出讓保證金的資金缺口問題，個人決定以東滸建工公司向鑫峰置業公司繳納工程承接保證金的名義，將江蘇金東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公款4000萬元供鑫峰置業公司使用，并謀取個人利益。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19年12月25日，常州市紀委對李泰容涉嫌違紀問題立案審查；2020年6月22日，常州市監委對李泰容涉嫌職務違法犯罪問題立案調查，并于同年6月23日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黨紀政務處分】2020年12月16日，經常州市委批準，常州市紀委給予李泰容開除黨籍處分，由常州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0年12月17日，常州市監委將李泰容涉嫌受賄罪、挪用公款罪一案移送常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同日，常州市人民檢察院決定對李泰容刑事拘留。2020年12月25日，李泰容被逮捕。

　　【提起公訴】2021年2月3日，常州市人民檢察院以李泰容涉嫌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向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1年4月19日，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李泰容犯受賄罪、挪用公款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一百五十萬元。目前判決已生效。

　　1.李泰容為王某某從事的螃蟹等水產品生意介紹業務并收受王某某所送錢款的行為該如何定性？

　　李因寶：經查，2015至2020年期間，李泰容多次為王某某從事的螃蟹等水產品生意介紹業務，并先后收受王某某給予的現金共計78萬元。該行為是認定涉嫌受賄罪還是違反廉潔紀律？對此，關鍵是界定清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與“單純利用親友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于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或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根據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均構成受賄。

　　“單純利用親友關系”，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單純利用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親友關系為請托人謀利。這種情況下，因不具權錢交易性，故不構成受賄。“兩高”《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對于單純利用親友關系，為請托人辦事，從中收受財物的，不應以受賄論處”。本案中，李泰容介紹的客戶既有私營企業主，也有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還有親戚、朋友與熟人，既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王某某介紹客戶，亦有憑借親友與熟人關系為王某某介紹客戶，幾類情形相互摻雜且具體金額無法區分開來，因此對該事實統一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更適當。

　　2.李泰容授意周國和為其特定關系人購買挖掘機一臺后提議該挖掘機出租給周國和使用并收取租金，受賄數額如何計算？

　　史本帥：本案中，李泰容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周國和提供幫助，并授意周國和出資30萬元為其特定關系人高某某購買挖掘機一臺，后經李泰容提議，高某某與周國和商定該挖掘機出租給周國和用于工程施工，周國和支付租金給高某某。在租賃期間內，周國和共向高某某支付租金26萬元，該租金收取標準符合當地市場行情。對此，李泰容構成受賄罪沒有異議，但受賄數額認定為56萬元還是30萬元？租金26萬元該作如何處理？

　　根據法學理論，依照物的衍生關系，物可劃分為原物和孳息。原物是指原已存在之物，可依其自然屬性或基于法律規定產生收益。孳息是由原物產生的收益，根據產生的原因不同，又分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刑法理論上有“犯罪孳息”一說，是指犯罪所得產生的孳息，屬于犯罪所得收益。本案中，李泰容上述受賄行為的犯罪對象是挖掘機一臺，其顯然屬于犯罪所得，該挖掘機的價值自然應計入受賄數額，而將挖掘機又出租給行賄人使用以收取符合市場行情的租金則屬于犯罪孳息，司法實踐中對此是不計入犯罪數額的，但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其屬于違法所得，應予追繳。這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貪污挪用公款所生利息應否計入貪污挪用公款犯罪數額問題的批復》可得到印證，該批復規定：“貪污、挪用公款（包括銀行庫存款）后至案發前，被貪污、挪用公款所生利息是貪污、挪用公款行為給被害單位造成實際經濟損失的一部分，應作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連同其貪污、挪用的公款一并依法追繳，但不作為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數額計算。”因此，在上述受賄事實中，李泰容的受賄數額應認定為30萬元，租金26萬元應依法予以追繳。

　　3.在挪用公款事實中，李泰容如何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是否影響入罪？

　　羅楓：2014年，為合作開發某溫泉酒店項目，李泰容的特定關系人金某某與房地產開發商葉某某注冊成立鑫峰置業公司。2016年，在該溫泉酒店項目地塊競拍前，金某某、葉某某因資金短缺致無法如數繳納土地使用權掛牌出讓保證金，資金缺口達4000萬元。為此，金某某、葉某某請托時任儒林鎮黨委書記的李泰容幫忙。經李泰容個人決定，由儒林鎮政府出借4000萬元公款給鑫峰置業用于繳納土地使用權掛牌出讓保證金，但以東滸建工公司承建該溫泉酒店項目須繳納保證金4000萬元的名義（當時東滸建工公司已被儒林鎮政府所屬投融資平臺江蘇金東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收購，系國有獨資企業）。后在李泰容的授意下，東滸建工公司與鑫峰置業公司簽訂了《建筑工程施工框架合同》，約定東滸建工公司向鑫峰置業公司支付工程承接保證金4000萬元。2016年11月，李泰容個人決定由金東投資公司借款4000萬元給東滸建工公司，東滸建工公司再將該4000萬元支付給鑫峰置業公司。2017年4月，東滸建工公司中標溫泉酒店建設工程項目，并與鑫峰置業公司正式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2017年5月，鑫峰置業公司歸還東滸建工公司1000萬元；剩余的3000萬元，直到李泰容被立案審查前的一個月，才由鑫峰置業公司拿其開發建設的8套別墅予以作價抵償。

　　上述事實中，東滸建工公司向鑫峰置業公司繳納工程承接保證金，是李泰容刻意制造的一個“幌子”，實際上并不存在這個事實，其真實目的是將公款借給鑫峰置業公司用于繳納國有土地使用權掛牌出讓保證金。李泰容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其行為本質就是挪用公款，已經觸犯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構成挪用公款罪。

　　4.辯護人提出，李泰容收受鑫峰置業公司賄送別墅行為應認定為犯罪中止，如何看待該意見？該受賄行為與李泰容犯挪用公款罪的“謀取個人利益”要件是否存在重復評價？

　　王偉：本案中，李泰容收受鑫峰置業公司所送別墅一套的行為，被認定構成受賄，但屬犯罪未遂。理由如下：

　　第一，鑫峰置業公司股東金某某、葉某某明確承諾送給李泰容一套別墅，李泰容到施工工地現場選中特定別墅、默許施工方相關人員擴建該套別墅地下室；

　　第二，在李泰容得知自己被查后，未與開發商鑫峰置業公司辦理取得該套別墅的所有相關手續，至案發該套別墅一直在鑫峰置業公司名下。因此，李泰容是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其無法實際控制涉案別墅，屬于犯罪未遂。根據在案證據，李泰容并不是自動放棄犯罪，其從未主動提出不再收受涉案別墅，不屬于犯罪中止。
 

　　律師分析：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之規定，認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需具備下列情形之一：

　　（一）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二）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

　　（三）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寶山友誼路律師上述第三種情形下，挪用公款罪的構成須以行為人謀取個人利益為要件，此時謀取個人利益被合并評價為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如果謀取個人利益是以收受賄賂形式來完成的，不再對受賄行為單獨處罰，否則有違刑法理論中的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本案中，李泰容個人決定將公款4000萬元供鑫峰置業公司使用，同時又收受了鑫峰置業公司所送別墅一套，看似屬于上述第三種情形，為何李泰容被同時認定構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因為，李泰容收受別墅的行為沒有被作為謀取個人利益要件進行認定。經查，鑫峰置業公司的股東金某某是李泰容的特定關系人，“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一條規定，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根據該規定，李泰容與金某某在法律上本就視為具有共同利益關系，且調查中還發現李泰容與金某某存在合伙開設農莊和飯店的事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有關規定，挪用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中的謀取“個人利益”，既包括不正當利益，也包括正當利益；既包括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因此，李泰容將公款供金某某擔任股東的鑫峰置業公司使用即屬謀取個人利益。

        而李泰容收受一套別墅是鑫峰置業公司為感謝其在溫泉酒店項目承接、項目備案等方面提供的幫助所為，與挪用公款中的“謀取個人利益”要件無關。此外，上述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前兩種情形并不以行為人謀取個人利益為要件，此時若行為人向他人索要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應對行為人以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進行數罪并罰。上海職務犯罪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