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57起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有616起案件有明確的聯系。其分布如下：日常業務流程（226例）、財務管理流程（113例）、產品生產流程（70例）、貿易流程（69例）、融資流程（53例）、薪酬管理流程（26例）、工程承包流程（24例）、物資采購流程（19例）、公司設立變更流程（19例）。虹口刑事律師告訴您相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在109例國有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有104例案件的案發環節沒有明確。其分布基本情況為：日常生活經營發展過程49例，財務風險管理工作過程18例，工程承攬過程12例，物資采購活動過程10例，產品安全生產實踐過程和貿易研究過程均為5例，薪資信息管理系統過程2例，公司可以設立變更過程、融資服務過程、人事變動過程各為1例。

　　在548起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有512起案件有明顯的聯系。其分布情況如下： 日常操作流程177例，財務管理流程95例，產品生產流程65例，交易流程64例，融資流程52例，薪酬管理流程24例，其中正在承包過程中的12例，正在建立變更的11例，正在采購物資的9例，正在人事變更的3例（見圖3)。

　　案件涉及的570家企業的行業類型是明確的，共涉及21種行業類型。企業數量最多的五個行業是制造業（246)、批發和零售業（54)、建筑業（36)、金融和保險業（27）和房地產業（27)。

　　95家涉案國有企業行業類型明確，涉及制造業的企業數量居首，依次為建筑業（9起）、金融保險業（8起）、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8起）、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7起）、房地產業（7起）、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7起）。

　　478家涉案民企的產業結構類型進行明確，制造業發展仍是涉案公司企業員工數量最多的行業，另外，批發和零售業（50例）、建筑業（27例）和房地產業（20例）等行業的涉案技術企業人員數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

　　基本結論： 第一，從企業所涉及的地域分布情況來看，民營企業所涉及的前三個省份是浙江、福建、河南； 前三個省份是河南、浙江和山東。其中，浙江省、河南省參與企業總數最多。

　　第二，從涉案企業所在城市來看，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呈現出相同的特點：涉案企業數量以三線城市最多。其次是二線城市和四線以下城市，一線城市的企業參與比例最低。

　　第三，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日常經營、財務管理、工程承包和物資采購流程都是案件的主要環節，產品生產和貿易也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參與案件的較多環節。此外，民營企業的案例發生率較高，包括融資、薪酬管理、公司設立和變更等。因此，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面臨的高風險犯罪環節有一些共性，但相對而言，民營企業面臨的犯罪風險范圍更廣。

　　第四，在涉案公司企業的產業結構類型管理方面，制造業、建筑業和房地產業是國有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企業對于涉案的共同高發產業發展領域。在金融保險業、交通安全運輸倉儲業和郵政業、電力系統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行業中，國有一個企業涉案較多；而民營科技企業存在較多地集中于批發零售業。

　　民營企業企業家進行犯罪的罪種和罪名體系結構。私營企業主犯罪677起，共涉及51起具體犯罪，分為刑法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和第九章，犯罪類型和犯罪構成如下:

　　基本研究結論企業家犯罪的罪種和罪名結構主要分布結果表明：

　　一方面，從總體上看，企業家違反刑法的風險范圍是廣泛的。在刑法分則規定的十類犯罪中，除了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國防利益、違反軍事義務的犯罪外，其他七類犯罪均涉及。而民營企業家觸犯最多的罪名為“破壞我國市場規模經濟活動秩序罪”，占其所觸犯51個罪名數的50.98％，其次為“妨害社會資源管理工作秩序罪”（15.69％）。

　　虹口刑事律師發現，另一重要方面，國有企業企業家與民營中小企業家在罪種和罪名進行結構設計方面，呈現出一個明顯存在差異：國有很多企業家涉及國家最多的罪名為“貪污賄賂罪”，占其所觸犯的22個罪名數的31.82％，其次為“破壞中國市場發展經濟生活秩序罪”（27.27％）。